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庆出现了打着“福尔摩斯”旗号，收取高额费用的私人侦探所。从几个月内的通话记录，到24小时和谁接触，对他们而言，只要钱给到位，得到身边任何人的信息都有可能。
暗访中记者发现，私人侦探们每天用“知情权”和“隐私权”交换着金钱。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很多人将大把的钱塞给私人侦探，她们（他们）坚信爱人“不忠”，却从不怀疑私人侦探的能力。而这些在情感和精神上寻求帮助的人们，需要的真是私人侦探的帮助吗？
读者：调查手段触犯法律
近日，一则“猎鹰私家侦探”的宣传广告出现在某报上。主要的服务项目是婚姻调查及债务追踪。家住龙凤区的邓女士找到记者称，她一直怀疑丈夫有婚外情，看到广告后，就立即打电话咨询。
“如果丈夫真有外遇，我就和他离婚。我听朋友说，《婚姻法》中规定了无过错方可向过错方索赔。一旦婚外恋被法院认定，无过错方就可在财产分割上占得先机。我想马上调查清楚，所以给他们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说他们可以通过调通话清单和跟踪的方式帮我了解丈夫的交往和行踪。移动公司的服务人员告诉我，私自窃取个人信息，属于违法行为。而这个人告诉我，只需要提供对方的号码，他们就保证在两天左右弄到3个月内的通话清单。他们的做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这些需要‘证据’的人，但他们的‘手段’也触犯了法律。”邓女士说。
侦探按照调查项目收费
6月15日，记者以咨询者的身份，通过电话与该私人侦探所的一名男子取得了联系。该男子称，这家侦探所在大庆已经开了近3年，位置在让胡路区远望商城处。
随后，记者驱车前往该侦探所。记者换掉手机号码以另一名咨询者的身份在远望商城下再次给该侦探所打了电话。13时30分，一名20岁左右的男子从一栋楼走出来接记者，绕过昏暗的走廊，男子将记者带进了2楼的一个房间。客厅内，营业执照被桌子上的资料遮去了半张脸，一名中年男子坐在椅子上。
“调‘话单’的价格是1000元到1300元，跟踪的价格是4000元到8000元不等。除了周六和周日，话单保证在两天后给你，跟踪最多需要3到7天。你得给我一份夫妻证明，再签订一份合同和委托书。还需要提供被调查者的手机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如果有车，把车牌号码也得告诉我。”中年男子对记者介绍。
记者称除了需要调两份通话清单外，还需要跟踪一个人。“我去调过通话记录，但没有本人的身份证和密码是调不出来的。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保证我付了钱就一定能弄到呢？”记者疑惑地问。
“来我这里寻求帮助的人多的是，其中调通话清单的人数最多，几乎每天都有。现在我这里就有两份，你放心，我们绝对保证帮你把‘话单’弄到手。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可以先交500元定金，其余的钱等拿到东西后再给。”中年男子一边指着传真机里的两张打印纸，一边信誓旦旦地说。
“这样做违反法律吗？如果有一天他问我话单是怎么弄到的，我该怎么说？”记者问。“你不用考虑那么多，你不说不就得了。”中年男子回答。
隐私权受法律保护
记者了解到，公安部在1993年9月7日的《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里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对现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要认真清理，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禁止以更换名称、变换方式等形式，继续开展类似业务。
私人侦探这个行业至今不被法律认可，私人侦探多起来，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特别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
另外，雇佣者在得到调查资料后如果不能正确使用，也容易转化为敲诈、勒索或要挟的条件。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严重的甚至可能引发犯罪。
本报记者 慕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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